一般來說，一個人的好奇心越重，生命力也就越強。等到一個人什么都不想知道，什么都不愛好了，這個人肯定是走向了衰弱。年輕人精力充沛，所以對各種事情才格外好奇，對外部世界有極大的新奇感，這都是自然的。許多人越是年輕就越是迷戀網(wǎng)絡之類，多少也是這個道理。
還有許多人擔心自己被時代拋在后面，沒法與大家對話，總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因為平時的確是如此，知道的事情越多越可以與人討論，可以有更多的參考，用以推導眼前的事情，感知這個世界。不要封閉自己，這是我們被一再告誡的。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講，又常常聽人說“太陽底下沒新事”——人世間總是由一些差不多的事情在改頭換面、不停地循環(huán)下去。從文學表達上也可以明白一些道理：最杰出的小說家為什么不再一味地專注于寫故事？因為組成故事的元素也就是那么多，什么誰愛上誰了，誰死了誰活了，誰攪入了什么陰謀之中——這些元素可以不停地組合，各種奇怪的故事也就出來了。不過世上的故事講來講去也就是那么多，可見真正的新意不在故事上。怎樣把這個世界最大的隱秘揭示出來，依靠的還是“細節(jié)”與“超細節(jié)”——這才是詩性的極致。
從閱讀上講，將無所不在的好奇心與探索經(jīng)典的極致之美結合起來，這或許是最重要的。
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窘境：現(xiàn)在常常憂慮的不是知道得太少，而是知道得太多。各種信息太多了，什么網(wǎng)絡小報廣播電視雜志書籍——連風里都是各種各樣的聲音。我們的視聽已經(jīng)被嚴重堵塞，五官負擔大大超載。這一切已經(jīng)影響到我們的思考和判斷，因為既沒有時間也反應不及，各種參照實在太多了。
所以一度跟什么隔絕，把窗戶關上不但不是壞事，而且成為必須要做的事。如果想做一個保有巨大創(chuàng)造力和思悟力的人，還是需要想想這兩個字：清寂。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美國那個梭羅跑到湖邊林子里封閉自己的奧妙，他種地寫作，想些事情，清心寡欲。這果然使他聰明了許多，比別人特殊了一些。他知道的事情都是城里人鬧市中人所不知道的，而那些人知道的，大致都是一些重復了無數(shù)遍的東西，所有那一切都登在報上印在書上，知不知道、早一點知道晚一點知道都無大礙。
他在林子里，讀報紙不方便了，口耳相傳的聲音沒了，心思容易集中。更要緊的是，他開始考慮一些更大更遙遠的問題了。也就是說，他的心里裝上了大事。
心里要裝大事，就要回避小事。
再比如美國的女詩人狄金森，一輩子沒怎么走出她的房子多遠。她死后，人們從她的抽屜找出了一疊疊的詩稿，這才發(fā)現(xiàn)了一個偉大的女詩人。她的思維所抵達的角落，是當年好多輝煌一時的人物所不能夠抵達的。她穿越的思維空間，是那些雙腳印滿了歐亞大陸的人也難以想象的。她靠了什么？不過是與世隔絕，不過是封閉自己，不過是兩個字：清寂。
但是這樣說，只是道出了一個方面的道理，并不一定是要人人都走這樣的極端。因為從另一方面看，一些激烈參與社會生活、推動社會波瀾的人，也有高屋建瓴的氣魄，有力挽狂瀾的力量。像雨果，常在國會演講，參與黨派斗爭，被流放等等，結果也是一個精神和文學的巨人。他到了晚年過生日的時候，總理探望，民眾在陽臺下徹夜不眠地游行。他去世的時候，棺木停放在凱旋門那兒，供民眾瞻仰。怎么看雨果都是個偉大的人、巨人。這樣的人常常處在社會劇烈變動的漩渦里，是個看得見的顯著的推動者，大參與者，一個了不起的人。
于是今天會陷入一個悖論：知道得更多好，還是稍稍閉塞更好？是盡可能地回避，還是要勇敢地投入？不知道。不過我們大致可以明白，雨果等人并沒有親臨一個數(shù)字時代，如果他走進了這個時代，也一定會為信息轟炸而恐懼的——說不定他要逃得更快。
事實上，雨果如果整天在議會里演講，整天參加革命，整天反對小拿破侖，沒有被流放到那個島上，也不會有時間寫作。字要一個一個填在格子里，飯要一口一口吃，一切都不是空穴來風。可見即便是雨果這樣的偉人，一生也有過大回避。大清寂和大熱鬧肯定是相輔相成的。
有一點是肯定的，對于我們當代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知道太多，熱鬧太多，個人時間太少，回到過去太少，閱讀經(jīng)典太少——挨近各種垃圾太多，時時有被這些掩埋的危險。
比如出版物，每天一車一車運進運出的文字垃圾到哪里去了？它們從印刷廠出來，可不是為了直接回到造紙車間去循環(huán)的，而大多還是被那些粗劣不論、不挑食的好胃口給吞下去了。想一想，長了這樣的好胃口有多么可怕。如果吞下這類東西更少一點，我們不僅可以節(jié)省大量的精力、時間和熱情，還可以保護大片的森林。
現(xiàn)在印刷技術極為發(fā)達，兩個星期就可以把一本書推到社會上，半月之期就可以迅速地制造一堆文字垃圾——但是就像候鳥一樣，它們一會兒飛來，一會兒又消失——它們無法長久地停留在原地。
熱門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