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故事一：王寶強：一個真實的青春勵志故事
一個地地道道農民的兒子，外表看上去與在城市打工的千千萬萬農民工沒有任何區(qū)別，沒有受過任何與演員這個職業(yè)有關的培訓，也沒有哪怕一點點在一般人看來是成功必須的一些“社會資源”，甚至沒有一個“城里人”親戚，唯一有的只是一個要靠演電影來擺脫貧困生活的夢想。他的夢想實現(xiàn)的幾率有多大?
當許許多多都市青年沉迷于港臺、韓國的那些胡編亂造到不食人間煙火的所謂“青春勵志”電視劇，為劇中人物唏噓長嘆，繼而感懷自己的時候，王寶強卻用他的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演繹了一個真實的青春勵志故事。
“以前大家看到我，都‘傻根’‘傻根’地叫，現(xiàn)在他們都改叫‘許三多’了———這是我最驕傲的事情，因為它說明我這幾年的努力沒白費。”王寶強特有的笑容中，帶著些許自豪地說。
“我就是許三多”
讓普通觀眾熟知王寶強的，是《天下無賊》中的“傻根”和《暗算》中的“阿炳”。在王寶強自己看來，“完全可以代表我王寶強”的則是“許三多”。
王寶強說：“‘傻根’、‘阿炳’只能說有我自己的一部分，現(xiàn)實生活中我不可能像傻根那樣。而‘許三多’完全可以代表我王寶強，因為無論從舉止還是內心，他是一個很豐富很現(xiàn)實的人，而且跟我很像。”
8歲那年，王寶強“決定不能在村里待一輩子，一輩子種地沒意義，一定要出去闖。”于是他去了少林寺，因為深受李連杰電影《少林寺》的影響，王寶強以為去了那里就可以拍電影。
在少林寺當了6年的俗家弟子，除了練了一身“真功夫”之外，王寶強連“拍電影”都沒有見過一次。這時，他才相信了寺里的和尚對他說的話：這里真的不是拍電影的地方。
16歲的時候，王寶強決定去“能拍電影的地方”——北京。當時，他的父母對他說：你這沒頭沒腦的孩子能闖出個什么天地來?的確，一個農民的兒子，沒有任何可利用的社會資源和背景，也沒有接受過任何演員的訓練，想通過演電影來改變自己的人生，當時看來他這個理想的確有些不可思議。
“北漂”生活是極端艱苦的。那時王寶強每天生活的主旋律是在北影門口等待一個群眾演員的機會。如果等到了，每天可以掙20塊錢，還有劇組的盒飯吃。這個機會不是經常有的，為了生活，王寶強就在北京的各個建筑工地上做起了農民工。
讓王寶強記憶特別深刻的是一個除夕。當時他口袋里只剩下2元錢，在這個舉國歡度春節(jié)的時刻，他只能選擇躺在工棚里睡覺，用睡覺來熬過那陣陣襲來的饑餓和孤獨。王寶強說他那個時候從來不告訴父母他在北京做什么，只說自己挺好的，因為怕父母擔心。
王寶強說：“我跟許三多的經歷很像，他在當兵前被他爹叫‘龜兒子’，都不敢言語，我剛從老家到北京去做北漂時，也很懦弱，怕被別人瞧不起，因為俺家是農村的，沒有背景，沒有條件。我做武行，卻又長了一個苦瓜臉，他們都嘲笑我，說我一輩子不會有什么出息。我很自卑，但也很好強，所以剛到北京那會，經常打架。”
一個偶然的機會，導演李揚在眾多的試鏡資料片中看到了王寶強，于是，18歲的王寶強被選中出演處女作《盲井》。這部電影于XX年獲金馬獎“最佳新人獎”，XX年獲法國杜維爾亞洲電影節(jié)“最佳男演員獎”和泰國金鳥電影節(jié)“最佳男演員獎”。
王寶強說：“我很幸運，不光是因為我等到了機會，還因為這個機會是在我最單純的年代降臨的。我不敢保證，假如換了今天的我，我還會不會相信這個機會最終真的會到來。”
勵志故事二：郭敬明:光鮮背后的奮斗
文筆好，有頭腦，這是郭敬明被喜歡的理由。事實上，一旦跟這個精致小生面對面接觸，你就不得不承認，這個混合著文人氣質和優(yōu)雅范兒的作家兼商人，其成功并不僅僅源于幸運。
郭敬明出現(xiàn)在公眾場合時永遠都是一副娛樂明星式的穿戴;即使是面對陌生人，也會彬彬有禮地問候致意。跟媒體打交道時，他會熱情地滔滔不絕，也會精明地閃爍其詞——在面對公眾的任何場合，這個27歲的年輕人似乎都能做到游刃有余，言談舉止也拿捏得恰到好處。
現(xiàn)在，郭敬明除了寫書之外，主要精力放在《最小說》和《最漫畫》的編輯上。他現(xiàn)在的工作室是一個300平方米的大編輯部，有swarovski水晶燈，裝潢極富現(xiàn)代感，穿著時尚的年輕員工們穿梭其間。
郭敬明每天就生活在這樣一個舒適、小資的氛圍里，編著童話般的暢銷書和精美的漫畫，賺著更多的錢，暢想著公司上市的那一天。
這一切來得太快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郭敬明出生的時候，他的爺爺從《詩經·魯頌》中摘了“敬明”二字，作為孫子的名字，意為“品德光耀”。
不過郭敬明并非出身于書香門第，他的父母都是四川自貢的工薪階層，家里有些書，但并不多，父母也從未刻意培養(yǎng)他文學方面的興趣和能力。只是，郭敬明說：“如果我問他們要零花錢買課外書的話，他們從來不會拒絕。”
也許正是這種寬容的家庭氛圍，讓郭敬明可以自由地呼吸。他攢零花錢，買喜歡的《少年文藝》，還有安徒生，丹麥那個遙遠國度的童話故事。
小時候，他的語文和作文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這使他有信心嘗試著投稿。1997年讀初中二年級時，他在全國公開發(fā)行的刊物《人生十六七》上發(fā)表了處女詩作《孤獨》。“那時候覺得寫詩簡單，當然現(xiàn)在知道不簡單了，那時候就覺得詩歌短，而且也比較流行。”
那一次的投稿經驗給了他很大的鼓舞，但他又覺得詩歌的篇幅太短，講故事的沖動讓他開始寫散文和小說，參加新概念作文比賽，而且還連續(xù)參加了兩屆。“因為我得獎那年是讀高二，當時規(guī)定，如果是高三畢業(yè)生參加新概念作文比賽，并且得到一等獎的話，考大學就會得到一些照顧，但必須是高三。第二年我又參加了新概念作文比賽，但這個一等獎最后也沒加分。”
高三那一年，他寫出了《幻城》，最初只是一個短篇，很短，他當時根本沒預料到，這樣一個短篇，居然會徹底改變他的人生軌跡。XX年，在短篇《幻城》基礎上寫的長篇玄幻小說《幻城》出版了，XX年1月底上市至當年的12月，累計銷售84萬冊(至今已賣出130多萬冊)。這一切，來得太快，讓他有點猝不及防。
《幻城》帶給他近百萬收入，以及難以用金錢衡量的知名度。
他說：“17歲的時候，自己無限勇敢。”
創(chuàng)業(yè)并非一蹴而就
坐在公司會客室沙發(fā)上的郭敬明，看上去更像個大學生，他身材瘦小，染成黃色的頭發(fā)掃過額頭，臉頰和肩膀與前兩年相比越發(fā)清瘦了。這個看上去有點弱不禁風的小老板，已是中國最富有的作家之一。
身兼最世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長、長江文藝出版社北京出版中心副總編輯等多重頭銜的郭敬明，常常在圖書排行榜上占據半壁江山。短短幾年的時間，他的公司像熱帶植物一樣飛快成長，原來在靜安寺和大連路的辦公室都已容納不下不斷增多的員工——從最初幾個人的工作室，到每年為長江文藝出版社貢獻四五億圖書碼洋的出版公司，郭敬明可謂春風得意。
然而，就像幾乎所有創(chuàng)業(yè)者的發(fā)展軌跡一樣，郭敬明如今的成功也并非一蹴而就。
《幻城》的成功并未讓他安于現(xiàn)狀。在一款名叫《仙境傳說》的網絡游戲中，他結識了身在大慶的高三學生hansy。hansy擅長設計，自己有一個文學網站，郭敬明看過，很欣賞，因此成為好友。
某天，春風文藝出版社副社長常晶邀郭敬明一起吃飯。席間，郭敬明有意無意地說起：“我想有一個自己的平臺，可以幫助朋友一起發(fā)表作品。”聽者有心，很快，春風文藝出版社決定出資和郭敬明合作，在青春文學出版物上做一些嘗試。
XX年6月6日，這一天，是郭敬明21歲的生日，也是他和hansy、痕痕等5位朋友一起開始創(chuàng)業(yè)的日子。他們成立了“島”工作室，英文名為“island”。
《島》系列的成功，為郭敬明賺得了事業(yè)歷程中的第一桶金。他當時的想法也很簡單，“因為比較喜歡出版這個行業(yè)，希望把我的理念推廣出去，我覺得中國的出版業(yè)在很多方面其實還很傳統(tǒng)，雖不能說落后，但缺少適量新鮮的血液。我希望能有更多更新鮮的東西出來”。
他說：“只要好的設計再加上優(yōu)秀的文章，給讀者帶來視覺上的沖擊和閱讀上的享受，就肯定能做好。”他對自己充滿自信，盡管那時候并沒有多少資金。
“島”工作室的成員在上海閘北區(qū)租了一套140平方米、三室一廳的公寓房作為工作室，吃住都在那兒。工作之余，吃飯、k歌，是郭敬明和朋友們最大的樂趣;但工作的時候就是工作，對于文字、插圖和版式，郭敬明很苛刻，甚至追求極度完美，這讓他的合作伙伴及員工都倍感壓力。現(xiàn)任最世文化公司副總經理的痕痕至今還記得，一天晚上，他聽到有人在啜泣，扭頭一看竟是小四(郭敬明的昵稱)，他一邊哭一邊抱怨：“事情那么多，那么忙，而自己寫東西的狀態(tài)也沒有，這一切何必何必……”
還好，《島》一出版就獲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從最初的四五萬份飆升到每期20萬份，給合作雙方都帶來滾滾的財源。當年，郭敬明就被中國《福布斯》選入名人排行榜，位列第94名。
郭敬明很快顯露出一個優(yōu)秀出版人所應具備的素質：敏銳的市場嗅覺，對圖書視覺樣式的準確判斷，以及不可或缺的敬業(yè)精神。痕痕說：“當時我們只能一個人作圖，一個人排版，小四約稿寫稿，我審稿。常常通宵排版，通宵打印。
XX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和郭敬明共同投資，在“島”工作室的基礎上成立了柯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郭敬明和他的伙伴們，也從吃住工作一體的公寓里搬了出來，搬進商務樓170平方米的辦公室里。一切開始步入正軌。
當年10月，與長江文藝出版社合作的《最小說》開始試刊。他說：“我決定做一件事，就一定有成功的把握。”
XX年，他第二次被中國《福布斯》選進了該刊“名人榜”的第92名，這個排名比上一年前進了2名，讓他很高興。
他的圖書贏得了粉絲們的尖叫，但有時也會聽到負面的譏諷與批評。對于這些，他表面上云淡風輕不以為意，其實，壓力都積在心里。他有一次跟痕痕抱怨說：“為什么別人只看到我的不好，卻不會看到我做過什么?我做這些真的已經很累了。”說這話時，眼淚已經把眼眶撐滿了。
有時候，他又會變成一個“暴君”。為了追求完美，他會撕下臉皮大聲呵斥：“沒有一篇稿子是滿意的!”“這次的初審質量都非常差!”“看了開頭就不想再看下去!”這種壞脾氣，為日后的公司地震埋下了伏筆。
XX年，在《最小說》發(fā)行量節(jié)節(jié)攀升的同時，一場內部的風暴正在醞釀。柯艾公司的元老、時任柯艾公司美術總監(jiān)的hansy因不滿郭敬明的一些做法而選擇離開，連同原本在柯艾公司的晴天、不二等人一起創(chuàng)辦了《alice》雜志。XX年，《alice》和世紀文景的合作以停止告終，hansy重新回到了郭敬明身邊，負責笛安主編的《文藝風賞》雜志的設計。
一邊爭議著，一邊接受著
從最初的5個人起步，到現(xiàn)在30多個員工、兩個分部的規(guī)模，郭敬明的最世公司運營良好，事業(yè)蒸蒸日上。
《最小說》占據中國青春文學雜志市場1/3的份額，“郭敬明”這三個字，也已成為一個燙金招牌，而他手下的20多位作家也是背靠“郭敬明”這棵大樹好乘涼。
雖然簽了那么多作家，但郭敬明說他的選擇標準還是很嚴格。“寫得好是第一位的，在寫得好的前提下，還需要好的機遇和平臺。我們公司扮演的角色就是，把這個作品盡可能地推廣出去，但這個作品是否受歡迎歸根結底還要看作品本身。這也就是為什么公司雖然簽約了七八十個作家，也不是每個人的作品都很受歡迎的原因。”
XX年，柯艾公司更名為“最世”，郭敬明的解釋是：“因為經營的范圍擴大了。”具體的“經營范圍”，他并未詳細透露。柯艾公司并未撤銷，而是作為一個分部繼續(xù)存在。
一般情況下，郭敬明上午會在大連路的柯艾分部，下午趕到公司總部。事實上，他現(xiàn)在在上海的時間一個月不過就是10天左右，其他時間都在外地簽售，做節(jié)目。
XX年，郭敬明以2300萬的收入名列“中國作家富豪榜”次席，自XX年以850萬人民幣入選該排行榜(排名第五)以來，這已是他第5次進榜，其中，XX年和XX年甚至榮登榜首。
從以江姐和恐龍聞名的自貢只身來到上海，財富對他來說，已經不成為一個壓迫性的問題。他說：“8年前的自己，受不了分離，受不了孤單，受不了成長……”而現(xiàn)在，差不多什么都有了。他在生活上隨性而為，身上從來不缺話題，面對爭議，他已不像出道之初那樣焦慮和緊張。
很快將“三十而立”的郭敬明正抓緊青春的尾巴，步步為營。這就是郭敬明，一個在商業(yè)和文學間扮演著多重角色的年輕人。他在商業(yè)上擁有不可限量的未來，擁有實現(xiàn)夢想的個人與團隊，他當然也正在書寫著一段中國青春文學出版的夢幻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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