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的主要代表學者蕭功秦的一篇人生感悟文章：為什么我們缺少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
一
不久以前，我們去看一位從美國回上海探親的朋友。這位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國留學，他談到多年以來在美國生活，感觸最深的是，在美國的中國人的生活追求，與西方人相比，有一個相當大的區別，那就是旅美中國人無論事業成功與否，無論屬于哪一個階層，似乎都非常重視物質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國人在一起，無論是臺灣人、香港人、大陸人還是多年旅居美國的華僑，都非常實際，講求生活的享受與安樂，中國人平時談話的內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車，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強的從眾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確實有不少人只關心自己的物質生活，但也確實有為數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東西，例如有的人喜歡冒險，而在日常物質享受方面則相當隨便，有的人成了事業上的億萬富佬，但生活卻十分樸素，始終開一部普通的車子。錢賺得再多也不會想到買什么高級轎車。他們對于別人以何種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質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個人都以自我為中心，追求自己覺得值得追求的價值。換言之，中國人的人生追求相對而言則十分單一，而且很在乎別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會上以物質生活為中心，在從眾心理的支配下，人們也就自然會去擺闊，以此來顯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則比較多元化。甚至連日本人也比中國人生活價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豐富得多。
這位朋友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文化問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標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反差，我過去也隱約感覺到了。就拿我所接觸到的文科研究生與大學生來說，就我多年教學所知而言，其中相當強烈地出于對本專業由衷的熱愛而選擇這一專業的學生實在并不多。
前不久我見到的一位來上海開會的美國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學讀研究生時，就與這位研究中國歷史的留學生成為好朋友。她現在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學任教，她說，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這樣，她就可以有足夠多的時間來自由地研究中國文化與歷史，因為她現在上課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時間。 她還說，她生活很簡樸，只要再積一些錢，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會有問題。
這種把學術視為生活中最重要的價值追求的生活態度，在美國并非少見。在美國大學里，人文學科的助理教職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會有數十個博士或博士后寧愿不要去公司賺大錢，而要前來應聘，大學教職競爭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國朋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獲得一個大學文科教職是如此困難，為什么在美國還是會有那么多人選擇去讀文科學位呢？這位朋友告訴我，這是因為他們確實有志于哲學、歷史、文學與藝術專業，確實以此種學科當作為自己由衷的愛好，他們才會做出這種選擇。
當下中國人的價值追求的單一化、同質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體會。記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車壞了，正在車攤修車時，放在車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學史》的書名給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發現外星人似的驚訝地看著我，并自言自語地說：“哈！哲學！現在是什么時代了，居然還有人在讀哲學！”
這件事至少可以說明兩點，一是這位市民周圍確實長期以來沒有人對于純粹屬于人文領域的事物有興趣，否則他不會把我看成異類，并如此真切地感到驚訝。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認為，所有的人都理應追求與他所追求的同樣的價值。他無法理解別人追求一種與他不同的價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現正是他的人生態度的一種最自然的反應。我用這個例子只想以此來說明，中國人在人生價值方面，確實相當普遍地存在著一元化、板塊化、同質化現象，中國人的價值觀分化程度很低。用這個例子可以從反面來說明，什么是“特立獨行”的生活態度。
另一個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個發了小財的初中同學請我和其他幾位同學吃飯，在開往一家大飯店的出租車上，他突然大發感嘆，說我們當中最可憐的就是筆者本人了，他說這是因為筆者現在還在拼命讀書。在他看來，在當今中國讀歷史書又能賺多少錢？對此我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確實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對他的想法提出反駁，因為這實在不是一個簡單的常識問題，而是一個不同的生活價值態度問題。
這個例子之所以特別有意義，是因為這位朋友在中學時期是全校最杰出的優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語文教師當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來讓大家欣賞。而現在他卻非常真切地把金錢與享受，作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價值來確認，并相當自然地認為，可以以此作為唯一的尺度，對別人幸福與否或可憐與否來進行評價，絲毫不覺得這樣做有什么不妥。至少這個例子可以說明，這種一元論的拜金主義、功利主義、世俗化的價值觀如同潮水一樣已經滲透在我們活著的一代人中。以至于這種價值優勢已經取得可以指點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權地位了。
再有一個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舊金山硅谷參加了一個中國新僑民舉辦的家庭聚會。我滿以為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會由于我這位剛從國內的老鄉的到來，而問及有關中國的一些話題。然而在整個聚會中，人們談的只是各自如何賺錢，剛買不久的房子又漲價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兒所最便宜，等等。人們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一位中國大陸來客的存在。也根本沒有想到問問自己的故鄉有什么新鮮有趣的事情，中國有什么變化，中國有什么問題，未來會怎么樣。回來的路上，我對此十分感嘆，詢問帶我來參加這次聚會的朋友，這是為什么，我的朋友一時也回答不上來，只是說，“這里大多數中國人圈子談的都是這些。不談這些他們還有什么可談的？”
二
為什么會這樣？是由于中國人的國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價值追求？是由于中國文化中有問題？還是是一時的、過渡性的現象？
有人說，這是由于中國人長期以來太窮了，窮怕了。所以會以十倍的努力來追求自己從來沒有真正享有過的東西。因為人畢竟是有欲求的動物。從古北新區訪友返回家后，我通過電話向我當年的一位中學老師談及這個問題，這位老師用杰克倫敦的一部小說里的情節來說明這一點：當一個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時，這個被救者會不自覺地把船上的水與食品偷偷藏到懷里去。因為他在海水中實在渴怕了。正因為如此，這位老師認為，將來中國人富了以后，一切都會變的。人們的追求會多元化的。
但這種解釋卻不能說明，為什么那些已經相當富裕的海外中國新僑民中產階層仍然如此強烈地追求實惠，在他們身上，似乎絲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價值觀出現的跡象。就拿越來越富有的臺灣來說，金錢至上潮流，已經發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來說，我在香港作了三個月的訪問學者，使我最驚異的一大發現是，號稱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擁有六百萬高素質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學辦了一份《二十一世紀》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辦的純人文刊物。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國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經濟動物呢？
有人說這與中國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關，這樣的解釋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宗教對來世，對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與信仰，往往能培育人們超越功利的價值觀。中國人與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確實是相對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國的國教，本土的道教與其他宗教相比其實也相當功利化，自古以來，包括歷史代帝王在內的相當多人們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現世的長生，對來世與彼岸世界并沒有興趣。在中國，人們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懷著某種相當具體的功利的目的來求神拜佛的。一個結婚幾年沒有生兒子的中國人去觀世音象前燒幾柱香，與其說是出于對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說是一種對神靈的賄賂，體現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態度。一個缺乏彼岸觀念的國度里，講求實惠、注重于現世的生活，務實而少幻想，便成為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處于一個商品世俗化成為潮流的時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質財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說中國人的價值同質化這種現象與大一統的儒家價值有關，因為儒家文化與其他文化相比，例如與伊斯蘭文化、東正教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沒有宗教作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礎，儒家缺乏強烈的宗教情懷，缺乏超越功利的價值。深受儒家影響的中國文明，因而與其他文明相比，無疑是一種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當我們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時，卻會發現孔子恰恰是一個具有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強烈的超越功利的價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賢那里，對形而上的道的信仰與追求是相當執著而且強烈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一個像顏回那樣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會生活得相當充實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從來對超功利的藝術與精神領域的追求看得遠比物質上的收獲更重要，他說過“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他還意識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他看來，貴在自得之樂，一個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動力。他對音樂的熱愛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論語》中，人們可以找到這方面的許多言論。
另一方面，孔子對“道”的追求又并沒有使他成為禁欲主義者，他從來沒有單純地拒絕過物質上的享受。他并沒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樣，一般意義上反對“富且貴”。他只是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無寧說，他主張在現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時，仍然保持著一種有節制的世俗物質生活。這是一種相當樂觀的、積極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質享受的人生圖畫。一個以原典意義上的儒家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與物質方面達到的平衡和諧狀態。
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過世，可以說他屬于中國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響的老式讀書人。根據家人的回憶與我小時候對他的依稀的記憶，他是一個樂天的老人，自命為“謔翁”，喜歡喝酒，喝得過量也會發酒瘋，對人非常善良。讀書甚勤，擁有萬卷藏書，購書成為生活中最大的愛好。每次發薪水就用來購書，購書之后往往是身無半文。反過來還要向子孫輩“借錢”。吃的則基本上是粗茶淡飯。高興時會眼淚縱?。對子女又非常寬容，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勵自己的女兒（即我的姑媽）去讀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戀愛，他從來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見到別人有難總會盡力相助。
記得我小時候，哥哥笑話祖父填寫表格時把“宗教信仰”一欄填寫為“信仰儒教”，哥哥說，“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現在想來，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義上的那種儒者了。他對他所理解的“道”的誠摯信仰，與對現世生活的熱愛、對現世價值的享受有機地結合到一起，并達到和諧的地步。他從來沒有壓抑自己的個性，用“發舒”這兩個字來形容這位謔翁是最合適不過的了。他的這種自由舒展的個性與他的人生意義的追求結合到一起，形成一種樂天的生活態度與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態度的意義就在于，對天道的尊崇，使一個人可以擺脫那種單純的物質金錢的追求，而對現世人生的熱愛與樂天的態度，又使人不至于變成 “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這種和諧的生活，可以產生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種不是刻意包裹與修飾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風格。一種有著豐富的精神追求的，達到“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生境界。可惜這一種類型的儒者與我們之間已經出現無法接合的斷層。
現在想來，人們從五四反封建的文學作品中見到的近代以來的士紳形象已經臉譜化了：中國的儒家士紳階層是專制的，不開化的，僵化而封閉的，生于儒家士紳統治家族社會，只有打倒它或者離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個士紳老家長的形象實際上是被高度符號化了，自五四以來，幾乎就成為中國舊家長制度的象征。其實，中國士紳階層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沖擊下也處于轉化過程中，分化出不同的類型。士紳中的專制家長當然不在少數，但并不是沒有其他類型，至少在我們家里，就出現了從傳統士紳中轉化出來的一種新類型。在一定的條件下，儒家文化在與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種能夠容納超功利的精神價值追求的、容納特立獨行的人格的、通達發舒的新類型。可惜的是，這種自然的轉化由于種種因素而在中國沒有實現。二十世紀以來，士紳文化終于徹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帶了革命特色的農民文化。而農民不得不為稻梁謀的生活處境，使這種文化注定具有相當實用性與功利性特質。當然，這一點肯定不能解釋我們提出的問題的全部，但也許可以解釋部分。
三
當然，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儒家主要的歷史趨勢不是走向發舒，而是走向“律則化”。我們自五四以來批判的，實際上是意識形態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 “道”變成官學化的政治意識形態，變成為統治者的工具，變成一種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綱常倫理。其結果就是儒家自身的異化。這種由于政治化而異化的最典型例子是東漢時期的“二十四孝”，一個為了使雙親有飯吃而把兒子活埋的孝子，成為中國文化中的典范與英雄，這無疑是一種為了某種被閹x了的“道”而犧牲人性的文化，這是一種失去了人性與道之間的和諧平衡的文化，這種“道”又如何對子孫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們又如何會在對這種意識形態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呢？一旦這種“道”對人們的強制與約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們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極端世俗化呢？
一種重發舒的、通達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漢以后演變為“重一道同風”的、以律則化的方式來限制人的自由發展的官學化的儒家？這可以說自五四以來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最感興趣的問題。我想可能有兩個關鍵點。雖然這兩點也許都是老生常談。首先，在孔子那里，作為社會人倫的“道”，被歷朝統治者解釋為“上尊下卑”的等級秩序的“道”，從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與對道統的尊順不是有機地結合，而是完全對立起來。在《禮記》中有一段話最為清楚地表明了這種對立：“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這種思維方式與價值判斷，把忠信、立義視為與世俗欲求完全對立的東西來遵順，無疑是把儒家變成禁欲主義，而這種禁欲主義并不是為了實現超功利的審美追求，而是要實現一種現世政治目標，即實現統治秩序的機械般的穩定。這種禁欲甚至還及不上西方禁欲主義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對人性的吸引力。很難想象這種官學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們獲得一種發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國文化的周期變動就顯示出這樣的特點，禁欲式的“律則化”對人性的壓抑，形成機械式的人格特質。這種格式瓦解后，則呈現為不受精神力量制約與節制的逐利趨勢。在亂世時代，這種物質追逐表現為沒有章法的不開化的利己主義，在一個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時代，則表現為“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而無論在禁欲主義的格式化約束力有效的時期，還是在其失效的時期，無論在亂世還是承平時期，國民人格的表現都體現為同質化，中國有的是賢臣、烈婦，營利之徒或官學化的儒生，但就是沒有特立獨行的自由人格。當今中國，是一個可以讓人們自由逐利的時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現為后一種類型。
在當今時代，一個沒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終極關懷浸潤的民族，一個缺乏精神自主性價值的民族，一個長期受僵化甚至異化了的制度與律則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體性的民族，在市場化、電視文化的影響下，從意識形態的教義中脫逸出來的思想解放的沖動消失以后，只能導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對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審美追求的缺乏，務實的傳統品格傳承下來，也只有逐利一途。
文化的解釋是以一個民族長期生存過程中形成的深層結構為基礎的。這種深層結構在意義在于，人們不自覺地受一種約定俗成的思維習慣與價值態度的支配而不自知。正如人們說話時，對支配這種語言的內在的語法結構的存在并不自覺一樣。一個民族很難擺脫長期形成的深層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
其實，我們現代中國人中并不是沒有特立獨行的人，每一個民族的文化中總有一些超越性價值的因子。（這些超越性價值未必只有知識分子精英們才能理解，并去身體力行的。）只是我們沒有去發掘它們。
我們歷史中有過屈原的浩渺無涯的想象力，有過《史記》中的豫讓那種充滿悲劇性格的?義英雄，有過竹林七賢的真瀟灑，有過李白的真浪漫。只是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漸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題名與洞房花燭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說逐漸處于休眠狀態了。難道到了今天，我們蕓蕓眾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機視為唯一的生存方式？
我們當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論上對價值多元化還是肯定的，但這也許主要還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價值”的影響與啟發，而不是來源于對自己文化中被我們已經遺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歸。希臘文化中的普羅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種“無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愛因斯坦推崇的“熱愛是最好的老師”以及那種 “孩子般的”“對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約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義，美國小說中的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對“飛得盡善盡美就是天堂”的那種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時期給我們中國知識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審美主義與浪漫主義的人生啟示。
中國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奮發、這些東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種對人生的浪漫主義態度，我們應該感謝西方文明在這些超功利的價值方面給予我們的激刺與啟迪。如果我們能從原典儒家的思想精華中汲取更多的養份，并把它與我們從西方文明中擷取的超功利的價值精華結合起來。我們也許可望獲得一種更為豐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實上，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乃是創造之母。而有沒有這種多元化的生活態度與人生哲學，有沒有對生活本身的富于詩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我們生活方式的豐度與深度，決定這個民族對人類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創性的東西。決定我們的生命有沒有一種立體感，一個終日在電視機旁的看“會動的圖畫” 的兩腳動物是不會有原創性的。
附記
不久前，看電視中的《親情》節目，說的是一個湖南成績優良的高中生，性格內向，喜歡哲學而不愿聽從家長的意旨去考大學建筑系，他放棄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老師與同學，心理醫生都說他有精神病，七年前離家出走，至今未歸。母親在電視上述說著自己對兒子的思念，希望這位失蹤的兒子能與她聯系，并保證再也不會干預兒子以后的生活選擇。
這一事件確實發人深思，喜歡哲學而不愿考大學，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國家，決不會有人認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國，文化價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與這種占統治地位的人生價值態度不吻合的，人們就會把這種價值態度視為異類。人們無法理解：這個學生成績那么好，放掉大學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么？這種一元價值觀，在文革時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樣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價值觀的具體內容前后時代有所不同而己。這種情況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記得多年以前讀研究生時，我讀到過一部明代縣志，其中記載，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舉取士，以至當地儒家的禮儀皆已失傳，而當地卻有一個鄉村紳士，事事處處依古禮行事，在當地傳為笑談。由于可見，在中國古代，也是一元的價值態度占統治地位。
一個不能寬容特立獨行人生的態度的民族，是很難產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沒有的思想與行事方式的人們。他們對于社會的意義在于，他們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業中去，并經由這種超越來達到常人難以達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種境界中，才有可能發現常人難以發現的事物的本質。可以說當下讀哲學系的人中，很少有人像這位高中生那樣具有真正的哲學家的稟賦。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為什么我們這個民族為什么創造力不發達，為什么我們社會缺乏人文科學的人才，為什么我們的生活沒有豐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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