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階級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工人階級隊伍不但增加了許多新成分,同時也出現了部分工人下崗失業的現象,這就改變了工人階級高度同質性特征及其傳統形象。工人階級的具體定義是什么?以下是勵志人生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工人階級的定義，歡迎大家前來閱讀!
工人階級的定義
工人階級(workingclass)又稱為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是那些靠出賣勞動力(包括體力和腦力)、不擁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勞動成果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剝削，并為社會創造主要財富的階層，包括大部分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者。工人階級通常用于表示社會地位與社會等級，無論何種時期，在社會所占比例最高。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工人階級比例減少，一般為產業工人階層為主。工人階級沒有一致的解釋，主要依賴個人的立場與觀點的不同來理解，比如美國劃分階級標準是依照經常性收入和就業率來確定。
工人階級特點
第一、中國工人階級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所以除極少數的工賊之外，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臺，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為中國社會里比較最有覺悟的階級。
第三、由于從破產農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數，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的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便利于他們和農民結成親密的聯盟。
工人階級發展歷史
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是那些靠出賣勞動力(包括體力和腦力)、不擁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勞動成果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剝削，并為社會創造主要財富的階層，包括大部分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者。
工人階級，亦稱無產階級，歷史可以追溯到14、15世紀歐洲的工場和手工業的產生，至18世紀的后半期，以蒸汽機和棉花加工機的發明為標志的產業革命，以及引發的市民社會的全面變革，為其發展壯大、步入政治舞臺提供了契機。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抑或社會主義社會，無論工人階級是作為
被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都業已成為社會的組織結構和分層結構的重要成分，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所以，了解工人階級共通的精神機理、行動邏輯和文化實踐，不止是純粹研究工人階級課題的對象、內容，也是分析、探究階級階層理論的基礎性前提。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我國的政權基礎。工人階級之所以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是由工人階級的階級性質和它肩負的歷史使命所決定的。工農聯盟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聯盟，是我國的政權基礎。以工農兩個階級的聯盟為我國政權的基礎，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工農聯盟代表了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不但構成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實基礎，而且表明了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充分的民主性和廣泛的代表性。
工人階級現狀未來
恩格斯指出：“工人階級的狀況是當代一切社會運動的真正基礎和出發點，因為它是我們目前社會一切災難的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中國的無產階級承受著最尖銳、最露骨的社會災難，他們也肩負著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使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人階級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傳統工人階級日益商品化的同
時，農村勞動者不斷無產者化，同時大量知識分子也不斷落入無產階級隊伍之中。在全球化的時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城市和農村的擴張使“階級對立簡單化”，“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傳統工人的歷史和現狀
建國后，經過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了一支工人階級隊伍。這支工人階級隊伍的成長同社會主義命運緊密相連，他們建設起來的全民、集體企業也是共和國發展的縮影。傳統國企工人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他們具有無產階級的鮮明特征，斗爭的方向總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緊密相連。工廠都是老一代工人通過辛勤勞動創造起來的，他們經過社會主義教育，以廠為家，具有鮮明的主人翁意識，是私有化的主要阻力;另一方面，傳統工人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培養起來的，缺乏同資產階級斗爭的經驗。在文革中，工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鍛煉，但由于斗爭的復雜性，相當多數的產業工人都加入了保守派，如文革初期重慶工人成立“工糾”，跟隨黨內當權派，同造反派對立。傳統工人習慣于聽黨的話、跟黨走，對黨的變質、對資本主義復辟缺乏具體和深刻的認識，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恢復和發展，傳統工人受到現實的教育，才逐漸地認清當年不能深刻理解的黨內走資派問題。
在“放權讓利”階段，工人的經濟收入在不斷提高，而且增長的速度較快。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計算，改革開放前國有單位職工工資年平均增長4.4%，改革開放初期實際平均工資年增長幅度為改革開放前的6.3倍。以北京某機械廠為例，1983年機械廠開始對直接生產工人實行超額計件工資制，即超額完成生產指標頒發超額獎，全廠職工的月平均工資從1978年的52元上升到1985年的119元，年均工資增長13%。在這一階段上，工人逐漸放棄了管理權利，從以前的政治掛帥走向了關注物質利益。
隨著一長制的恢復，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權利，管理層逐漸失控。《工人日報》指出：“隨著改革方向的明確，廠長、經理及其他經營管理人員的地位、作用已經得到了明確的界定，他們的權力得到了明確的保證。然而，無庸諱言，我們在正確地強調和注重了廠長、經理階層的權力和職能時，卻不恰當地疏忽了職工勞動者的應有權利。致使職工在分享改革成果的預期未得實現的同時，又未能分享參與協調的機會”。1982年全國職工狀況調查表明，一些領導干部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為自己的子女安排較好的工種，在提干、晉級、住房分配等涉及群眾利益方面，都給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親屬以特殊的照顧。1986年調查表明，由于搞活企業的需要，企業管理者向經營者轉化，被賦予了更大的企業權力。企業廠長由上級領導任命、委派，實行負責制，職工滿意不滿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壞群眾既不能褒，也不能貶。他們說：“工人只盡主人翁義務，沒有主人翁權利，主人擔風險(企業辦不好，領不到工資)，公仆有保險(企業辦垮了照樣當官或調走了事)”。企業干群關系開始緊張，工人用消極怠工來對付干部，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據中華全國總工會1988年對17個城市400多個企業的21萬職工所作的勞動積極性調查顯示，“國營企業勞動者的勞動熱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萬職工中認為自己的勞動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發揮的只占12%。”因為此時工人隊伍已經瓦解，所謂的勞動積極性就是關心私利的積極性，當工人的個人利益得不到滿足時，勞動積極性自然就會消失。改革家們對管理層獨霸工廠的原因睜一眼閉一眼，相反緊緊抓住怠工的結果，視為公有制效率低下的表現，并建立嚴厲的工廠制度，防止“性本惡”的工人們“偷懶”。從1985年起，國營大中型工業企業實行職工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的制度，上繳利稅總額每增長1%，工資總額增長0.3%～0.7%。這一階段，工人收入繼續快速增長，但工廠內的差距迅速擴大起來。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凡全面完成任期內年度責任目標的，經營者的個人收入可以高于職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做出突出貢獻的，還可以再高一些。完不成年度責任目標的，應扣減廠長的個人收入。”事實上經營者的收入超過普通職工遠不止三倍。按照國家的規定，應當采取公開招標辦法，通過競爭確定承包經營者，但實際中很少有采用競爭辦法的，基本上都是主管領導拍板。在政府和企業之間，企業的承包基數和分成比例等指標取
決于政府發包部門和廠長的談判，沒有統一和科學的標準;在企業內部，根據游正林的調查，承包人和承包監督人一般為分廠廠長和書記，在承包指標上有討價還價余地，承包指標也不會訂的太高，正常情況下承包任務完成都不會很難，因此“完不成年度責任目標的，應扣減廠長的個人收入”也就成了空話。承包獎包括風險抵押金和超額獎兩部分，超額獎的分配由承包者自主決定，不再是公開的。這樣，通過兩權分離就創造出來“先富起來”的一批干部。現代化大生產彼此之間的聯系密切，很難按照計件工資的方式來計算勞動成果，再加上輔助工人和非生產工人沒有有形的勞動產品，因此工人的工資改革變成了普調。同時也開始發年度獎和紅包，工人之間的年度獎基本都一樣，工人與經營者獎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對工廠的變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傳著這樣的話：“工人窮，廠長富，車間主任萬元戶，廠長掙錢沒有數。”90年代戰略性改組的最重要內容就是“減員增效”，形式多樣，包括主輔分離、內退、買斷、退養、退職、居家、下崗等。工人開始下崗，到1997年底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34.4萬人，其中有309.5萬人沒有領到基本生活費。這一時期國企職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迫使工人開始關注自身的利益，勞動爭議開始出現并呈上升趨勢。1998年拉開“決戰”大幕，國有企業大量破產，大批工人下崗，從1998-20xx年期間，全國國有企業累計有2250萬職工下崗。下崗工人的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線下崗職工為例，20xx年三線下崗職工月收入低于300元的有68%，下崗職工收入的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下崗職工無法養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親友救濟。從三年攻堅開始，矛盾尖銳爆發，群體性事件快速增長，并最終引發了20xx年的工潮。到20xx年，全國8萬起群體性上訪事件、涉及400萬人，其中以職工為主體的有40%多。
傳統工人中不同的群體很多。退休工人約有3000萬(國企退休2300萬、集體退休630萬)，歷史上以低工資、高福利方式完成工業化建設，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形成的歷史欠帳很多。退休工人最早起來進行斗爭，也容易得到群眾的支持并最終獲得成功。
傳統工人中下崗職工的斗爭是最普遍、最堅決、最持久的。根據20xx年廈門市的調查，下崗職工中48.4%參加集體行動，主要采取經濟目標的形式，其中46.7%要求工作，43.3%要求收入補助，8.3%要求懲治腐敗問題。在集體行動中，集體上訪是最普遍的一種，參與集體行動的下崗職工中57.4%參與過集體上訪。通過現實的教育，工人逐步認識到團結起來進行斗爭的重要性，全國各地工人都明白“大斗大收獲，小斗小收獲，不斗沒收獲”。
官方宣傳，“三條保障線”是緩解下崗職工生存狀況的有效途徑，但事實上即便進了再就業中心的下崗職工，除了前三年能領取生活費以外，他們與沒有進入再就業中心的下崗職工沒什么區別。長春拖拉機廠1998年設立下崗再就業服務中心，按照該廠勞資科科長的說法，下崗職工進中心的比率達到100%，不僅基本生活費足額發放、社保費用定期繳納，而且還為下崗職工提供培訓。很多下崗職工已經同企業有償解除了關系，但改制引發的矛盾并沒有結束。企業破產后經濟欠帳很多，根據陜西省總工會對29戶困難國企調查顯示，拖欠醫療費問題普遍嚴重，被調查企業共拖欠退休職工醫療費6323萬元，拖欠個人最多達十幾萬元、拖欠時間最長達十幾年，其中有1/3的企業至今仍拖欠已死亡多年退休職工的醫療費。根據湖北省總工會的調查研究，在調查的60家改制企業中，有5家拖欠職工工資，11家拖欠職工集資款，13家拖欠職工醫療費，18家拖欠職工住房公積金。因此國企工人以要拖欠工資、要補償和社保等為目標，以捍衛國有資產、反腐敗為形式進行斗爭，階級意識逐步加強。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現實教育了傳統工人，開始重新認識毛主席和社會主義歷史。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人是工廠的主人，有政治地位，有養老、醫療保障，有工作積極性。國企工人無法忘記毛澤東時代，因為在那個時候，毛主席、共產黨是真正的依靠工人的，是為工人謀福利的
新工人的現狀與要求
實施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村鄉鎮企業快速發展，人口快速向非農產業轉移，年均970萬。從1988年～1991年治理整頓時期，鄉鎮企業普遍停滯，非農就業增長減弱。南巡講話以后，城鎮私營企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就業人數迅速增長，離土離鄉的人數每年增加1000萬，形成民工潮。據有關數據，目前我國農民工群體總數在2～3億，其中進城農民工應有1.4億。農民工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主體。
老一代農民工處于“兩棲”狀態，很多人打算打工賺一筆錢后回農村做生意。隨著大生產對小生產的排擠和農村土地流轉的迅速擴張，新一代農民工越來越同農業大生產相聯系。對于今后打算，有超過一半的人將會繼續在外面打工，只有17.4%的人選擇回家鄉。新一代農民工已基本具備了無產階級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階級意識。據廣東省總工會的調查，81.5%的農民工對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認同，對“自己在什么情況下才完全是一個工人”的問題，70%認為工資收入是進城務工人員衡量自己職業身份的首要條件，僅有5.5%選擇“獲得非農業戶口”，這說明在農民工看來，戶口與他們的職業身份已經沒有多大關系了。
大多數農民工文化素質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據有關資料顯示，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31%，初中占48.07%，高中以上僅占11.62%，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占9.1%。由于沒有專業技能，他們只能從事最苦、最累、最臟的力氣活，生活條件也極其惡劣，大多住在簡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車室、地下管道、橋梁下等的惡劣環境中。他們的勞動報酬低、工資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沒有保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顯示，從1992年到20xx年，珠江三角洲外來工月平均工資僅增長了68元。據有關方面統計，20xx年，全國死于工傷事故人數高達13.6萬人，農民工占到80%;全國職工患職業病超過50萬人，而農民工就占到50%。20xx年的另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珠三角每年發生斷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截。根據20xx年浙江7市的調查，農民工生病以后，大多數自己隨便買點藥硬抗過去，只有24.4%的人會去醫院;14.9%的民工是8小時工作制，38.5%的民工每天工作8～10小時，29.5%工作10～12小時，15.5%工作12小時以上;只有6.7%的農民工有雙休日，22.3%的農民工有1天休息日，56.3%沒有休息日。當最起碼的要求都得不到滿足時，工人們只能選擇反抗。一份研究資料顯示，1999年僅發生在深圳的大規模罷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沒有人能準確統計出每年發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罷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廣東省總工會提供的數據是每年一萬多起，另一說則是每年兩萬多起。統計顯示，20xx年1至7月份，廣東省勞動部門處理過的群體性突出事件達到540宗，涉及人數5.73萬人，比上年同期分別增加了15.4%和17.7%。
同傳統工人不同，農民工是在資本主義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雇傭工人，具有資本主義傳統勞資關系的特征。他們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等方面。以集體爭議為例分析沖突的直接原因，1996年第二季度全國因拖欠工資引起的集體上訪和罷工有530多起，第三季度590多起，占42.6%;1999年欠薪成為集體爭議的第一位原因;20xx年欠薪更成為全國范圍內“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一項統計表明，各級勞動監察部門為勞動者追回的欠薪數目逐年上漲，從20xx年的14.5億元開始，“成績”越來越顯著，20xx年幾乎翻番，為27億元;而20xx年、20xx年都達到58億元。這一看漲的成績單背后凝結著勞動者的多少辛酸!
從行為組織上看，自發性是農民工的重要特點。深圳某臺灣鞋業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員經常體罰工人并克扣工資，結果引發了3000多名工人參與的大罷工，工人在廠內砸玻璃、燒垃圾、吶喊示威，以示抗議。大連某日本獨資企業，由于工人工資水平過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資方不予理睬，于是，爆發了有6000多人參加的罷工，在堅持了兩天半后，日本總部急令答應工人的要求，但大連市政府出面干預壓制工人的要求。
隨著國際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所賴以生存的條件逐步失去，生產成本大幅上升。20xx年《勞動合同法》的施行推動了階級矛盾的發展。《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或“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應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一規定引發了資產階級的恐慌，很多資本家搶先辭工，試圖以轉為勞務工的方式規避《勞動合同法》的制約，由此引發了集體爭議大幅增長。工人認為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但必須按照新法償還加班費和勞動補償金，平均每人追討的規模在幾萬元左右。
大學生無產者化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注：“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是指不占有生產資料，在雇傭勞動關系依靠工資收入而獲得生活資料的勞動者構成的社會集團。隨著生產社會化和勞動協作的發展，生產工人的概念必然擴大。生產工人指生產剩余價值、服務于資本增殖的雇傭勞動力，生產工人不一定創造價值，但必須能為資本家帶來剩余價值。中關村從事編程和軟件開發的人員最為典型，他們直接稱呼自己為“IT民工”，也很形象的說明了自身雇傭勞動的特征。隨著腦力勞動者人數的不斷增加，馬克思在19世紀后半期先后提出了“腦力無產階級”和“總體工人”的概念：“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它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恩格斯指出：“希望你們的努力將使大學生們愈益意識到，正是從他們的行列中產生出這樣一種腦力勞動無產階級，他們負有使命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一個隊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發揮巨大作用。”列寧也曾提出過“工程師無產階級”的概念。這些新概念將腦力雇傭勞動者與體力雇傭勞動者一起劃入了“總體工人”或“生產工人”的范疇，反映了工人階級發展的歷史。
中國的資本主要依附于國外壟斷資本，并不需要大量的技術研究人員。同時中國的資本利潤微薄，也無法供養數量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因此，教育的“資本”化“生產”出規模龐大的大學生群體，巨大的就業壓力使得腦力雇傭勞動者同體力雇傭勞動者越來越趨同。根據教育部的公報，20xx年入學大學生567萬，當年應屆畢業生495萬;根據20xx年人事部調查數據，6成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一項抽樣調查結果，農民工對月平均工資的預期為1100元，而應屆大學本科畢業生的預期已降至1000元左右，且呈不斷下降趨勢。廣州勞動社會保障部門的官員甚至認為“大學生不如農民工有競爭力”，浙江記者經過調查發現，很多大學生爭著去餐廳做服務人員，“跟農民工搶飯碗”。因此，準確地說，當代知識分子主體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盡管很多知識分子并不會主動認同這一點。
21世紀初，我國腦力無產階級約有6000～7000萬。包括：機關辦事人員1000萬，平均勞動報酬17644元;專業技術人員3533萬，其中事業單位2613萬，平均勞動報酬16458元;企業辦事人員208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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